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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对文理科选择及成绩的影响研究——基于ACC数据的实证分析

更新时间:2019年06月26日     信息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新高考改革对文理科选择及成绩的影响研究——基于ACC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者简介:

吴红斌,男,北京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讲师,博士。

蒋承,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博士,本文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

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科建设项目(BMU2017YB005);国家教育考试科研规划2017年度课题(GJK2017046);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重点课题(03091014)。

摘要

本文采用2017年“高中生发展和核心能力测评”(ACC)大型实验研究项目的测试与问卷调查数据,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通过偏离度、逐步回归、分位数回归等多种方法,就新高考改革下资优高中生的文理科科目选择及新高考改革对文理科成绩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高考改革后资优高中生在文科科目选择的偏离度上相对较大,更多的具有文科兴趣的资优高中生放弃文科科目而选择理科科目。新高考改革对资优高中生的文科成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理科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新高考改革对文科成绩的负向影响在高分位上更加明显,而对理科成绩的显著影响则在低分位上更为明显。因此,对于资优高中生群体,不必过多担心以物理为代表的理科科目选择比例的下降,更应重视和合理引导资优高中生根据兴趣选择文科科目,以避免未来我国人文社科领域优质人才的缺乏。


一、引言

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1],高考制度是考试招生制度中的关键部分,是当前我国高校招生的基本性措施。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这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系统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它是一次统筹考试、招生和管理制度的综合改革,更是一次深刻的体制性改革,正在影响各级各类教育2],被称为新高考改革。3]新高考改革的总体目标在于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从而保障“公平、科学选才”。新高考改革的实施4]反映了我国高考改革科学性、自主性和选择性的价值取向。5]根据《意见》,2014年上海、浙江分别出台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并从2014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新高考改革。2017年,首批新高考学生完成高考,同时北京、山东、天津、湖南等地开始启动新高考改革。《意见》指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新高考改革中,科目的改革和录取机制的调整是改革的两个重要议题,而其中科目设置的改革与录取机制密切相关,充分体现了新高考改革的选择性特征,在本次改革中尤为引人关注,被认为是新高考改革的核心。6-8]根据《意见》,科目设置改革指的是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的关联度,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组成,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计入总成绩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


浙江、上海新高考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和经验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非政策性预期结果,这集中体现在科目的选择上。例如研究者认为在选考科目的引导和大学招录政策的变化下,选考“物理”的高中生比例会明显更高9]。但事实与这一预期完全相反,2017年浙江高考全省29.13万考生选考物理的只有8万人,占比仅为27%,远低于新高考前的60%以上。10]上海新高考呈现同样的情况,以致浙江和上海紧急出台“选考科目保障机制”的新措施。有研究指出,新高考改革后,理科科目特别是物理学科的选考人数相比以往大幅下滑,出现“理科萎缩”现象,这对于我国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简称STEM)教育将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我国未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能力。11]


资优学生(gifted student or talented student)作为未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引领者,是国家未来各行业领军人才的后备军,他们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从全球范围来看,资优学生的相关研究颇受重视,主要围绕资优学生的认定与选拔、资优学生的特征、资优学生的培养与选择、资优教育政策等。12-15]对于资优学生的定义在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但一般认为资优学生在智力、学术能力以及创造力等一个或多个方面具有卓越的表现或发展潜力。16]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往往被认为是资优学生,这些学生被认为在智力或认知能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17]有研究证实,高中考试成绩对大学学业表现和未来事业成就能做出较为有力的预测。18]当前,我国针对资优学生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资优学生教育的相关介绍,19-20]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资优学生的特征进行分析。21]高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关键过渡期,资优高中生的科目选择反映了这些有潜质学生未来可能的走向,研究资优高中生的选择颇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探究新高考改革背景下资优高中生的科目选择,并进一步分析新高考改革对资优高中生学科成绩带来的可能影响。本文将为我国新高考改革提供相应实证依据,并丰富国内外关于资优学生的研究文献。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数据与方法,包括数据说明、变量定义和模型设定;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结论与讨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对于高中生而言,新高考改革的重要变化之一在于高中学习科目的选择。科目的选择作为教育选择的一种,其理论基础是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是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基本判断,其核心观点是人以理性为行动,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随者,理性人趋向于采用最优策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一些学者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科学中解释社会行动统一的理论与方法。22]之后,在新制度主义的影响下,在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框架之内融入制度因素,形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23]该理论认为制度能塑造行动者的行为、影响行动者的偏好;同时,行动者会对制度做出理性反映。24]不管是理性选择理论,还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都隐含着“行动者是理性”的这一假设。


当然,社会科学研究中,对行动者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有过众多的探讨。对于新高考改革中的科目选择而言,有研究从行为经济学的“双系统”(双系统是行为经济学家基于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主要用于个体行为决策。这一理论认为个体在行为决策上出现“系统1”和“系统2”,“系统1”和“系统2”分别负责感知当前和未来的付出与回报。在高考科目选择中,“系统1”表现为按照现有的学科成绩、兴趣和信心进行选择;而“系统2”则表现为按照不同科目的专业选择面和未来的教育回报进行决策。)理论出发,认为新高考学生科目选择更多地遵循“系统1”,表现为非理性的决策过程,进而解释为什么更多的学生放弃以物理为代表性的理科科目。25]不过本文认为,资优高中生群体特征并不等同于整体高中生群体特征,资优特征使得他们不必过多考虑当下的科目成绩与学习难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资优高中生的科目选择。为此,有必要结合相关制度对资优高中生的科目选择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无论是资优高中生,还是家长、学校或高中相关教师,都能充分认识到,资优高中生大多会进入重点大学,甚至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顶尖大学。资优高中生在科目选择时,不可避免会受到以往文理科重点大学录取率的影响。杨小玲等研究表明,在当前我国高考录取制度上,文理科一本录取率(由于无法获取重点大学的录取情况,且大多数考生和家长认为一本院校即重点大学,本文对一本院校和重点大学没有作明显区分,文中提到录取率时采用一本录取率,提到院校时采用重点大学。)相差明显,整体上文科一本录取率远低于理科一本录取率。26]熊丙奇基于录取数据指出,文科一本录取率只有理科录取率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显现出惊人的文理科失衡。27]由于重点大学录取名额在文理科分布上的明显差异,资优高中生作为重点大学录取的潜在对象,在选择科目时,会把重点大学对理科的偏好作为自己选择科目的依据,从而更加偏向于理科科目。


其次,从新高考改革具体内容来看,大学在进行专业招生时将对学生高考选科科目进行限制。于世洁等人的一项调研显示,超过70%的大学文科类专业对高中选考科目不作要求,理科类专业中要求高中选考科目为物理和化学的比例分别达到42%和40%,工科类专业则分别表现为72%和18%。28]可以看出,相比其他高中科目,大学对物理科目要求最多。这就意味着,如果选择物理等理科科目,那么在大学录取时将有更多的专业选择。根据各高校在浙江的选考要求统计,选考物理的学生可以报考91%的大学专业;29]上海高校针对上海学生的专业选考要求中,选考物理的学生报考可报考98%的大学专业。30]具有资优特征的高中生一般在科目上不存在明显的偏科,他们整体上在物理等理科学习上不像非资优学生那样存在学习困难。非资优学生在物理等理科科目上存在学习困难是他们放弃选择的主要原因,即使他们知道选择物理意味着在选择大学与专业时有更多的选择。31]另外还需注意的是,2009年国家开始实施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下文简称“计划”)针对的高中科目除了必考科目中的数学外,其余则为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科目。实施“计划”的高校均为我国顶尖高校,这些高校也是资优高中生的目标高校。对于资优高中生而言,相比文科,选择理科科目意味着他们更可能进入以“计划”为代表的针对拔尖学生的培养计划。32]


再者,从文理科科目性质而言,一般认为理科学习相对较难33],且理科成绩在所有考生群体间区分度相对较大34],学生之间的成绩差值将表现得更为明显,成绩好的学生更容易体现出相对优势。这就导致文理兼长的资优高中生会更倾向于难度和区分度较大的理科科目,甚至为此放弃感兴趣的文科科目而选择理科科目。选择物理等理科科目更能充分体现资优学生在认知能力上的优势。尽管新高考改革改进后实行的等级赋分制会使得成绩间的区分度有所下降,但是它增加了学生及家长在选科时的博弈心理,在高校对选考科目不同需求的牵引和考生获得高分的利益牵引的共同作用下,按照不区分科目的固定比例来划分等级和呈现等级分,会降低科目之间赋分的可比性,成绩不好的学生会主动追求相对较为容易的科目参与竞争,而成绩较好的学生在这种博弈现实下可能并不会如此。35]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本文研究问题,针对新高考改革下资优高中生的文理科科目选择,尝试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新高考改革下,资优高中生在科目选择上更偏向于以物理为代表的理科科目。相比非新高考改革省份的资优高中生,新高考改革省份的资优高中生更可能放弃感兴趣的文科科目而选择理科科目。


对于上述假设,已有调查研究已发现,新高考改革省份的高中选考物理的学生比例大致与学校的优质程度成正比,中学越好,选考物理的学生比例相对越高。36]中学越好意味着学生整体质量越高。37]如果假设成立,不必担心资优高中生群体中选考物理的学生比例会明显偏低。不过,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在现有制度下,资优高中生群体将更多地选择理科科目,甚至放弃感兴趣的文科科目而选择理科科目。已有许多研究均已证明兴趣对学科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8-42]由于理科科目在重点大学录取和专业报考等方面的优势,学校在理科科目上会投入更多的资源,资优高中生群体中更加优秀的学生会偏向于选择理科科目。这意味着,新高考改革将可能导致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的文科成绩明显低于非新高考改革省份,而理科成绩会明显高于非新高考改革省份,从而带来学生在文理科成绩上的差异。新高考改革考试本身不会对学生成绩的高低产生影响,但新高考改革会对不同成绩的学生的科目选择造成影响,从而表现为新高考改革对科目成绩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尝试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新高考改革对资优高中生的文科成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理科成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此外,考虑到资优高中生在科目选择和所有新高考省份的考生在科目选择上的差异,同样可以认为在资优高中生内部,不同成绩学生的科目选择也存在差异。按照研究假设1,考虑到相比理科,具有文科兴趣的资优生更可能选择理科科目,而科目兴趣会对科目成绩会产生正向影响,这将使得在文科成绩高分位上,新高考改革的负向影响可能更大,而对于理科成绩,新高考改革的正向影响则在低分位上可能更为明显。为此,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新高考改革对资优高中生文理科成绩的影响在成绩的不同分位数上存在明显差异,对文科成绩的负向影响在高分位上更为明显,而对理科成绩的正向影响则在低分位上更明显。


本文将采用ACC数据,对上述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 “高中生发展与核心能力测评”(Assessment of Core Competencies,以下简称ACC)大型实验研究项目。ACC项目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联合全国60多所优质高中(ACC测评主要依据样本高中在高考中的表现对其进行划分,如果该高中在高考成绩上具有明显优势,即有更多或更大比例的学生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流高校,则列为优质高中。之所以用优质高中而非重点高中或示范高中,是因为重点高中或示范高中在高考成绩上不一定具有明显优势)以及10余所一流大学的教育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旨在更好地满足高校人才培养与评价需求,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43]2017年12月,来自全国26个省份的265所优质高中的18618名资优高三学生受邀参与ACC测评。受邀参与ACC测评的高中均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优质生源校,每所高中受邀参加ACC测评的学生人数根据各高中学校近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人数来综合决定,并在学校内部根据学生综合成绩由高到低选取。


ACC测评以机考为主,个别省份由于条件限制采用纸笔测评,测评内容分为基础能力、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等三个部分。基础能力包括语文、数学和外语三个科目,参与测评的学生均需选择。在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测评上,学生根据高考选考科目选择其中一项进行测评。题型均为客观题。已有多个调查研究均已指出,新高考改革后学生选考科目仍表现为传统高考体制下的文科取向特征或理科取向特征,其中物理和化学是理科的基本配置,而政治和历史是文科的基本配置,第三科则从其他学科中择优选择。44-45]因此,ACC在测评内容设计上充分考虑到新高考改革后选科的实际情况。为评估新高考改革带来的可能影响,也即便于进行新高考改革省份和非新高考省份之间的相关比较,ACC测评的人文素养包括政治和历史两个科目,科学素养包括物理和化学两个科目。与以往高三学生分科特征相对应,ACC测评中学生选择人文素养测试即被认为选择文科作为高考科目,选择科学素养测试即被认为选择理科作为高考科目。ACC项目除进行测评外,还对参与测评的资优高中生和高中学校进行问卷调查。高中生问卷调查包括学生个人基本信息、高中学习与生活、职业兴趣与大学认知等三个部分。高中学校调查包括高中基本信息(如规模、办学性质、所在地等)以及高考情况等。


本文将上述三个数据进行匹配,得到完全匹配的样本数为18202份。结合本文研究目标,分析样本保留了完整参加文科测评或完整参加理科测评的样本。完整参加文科测评指的是参加了政治和历史两个科目的ACC测评,完整参加理科测评指参加了物理和化学两个科目的ACC测评。完整参加文科或理科测评的学生均参加了基础能力测评和学生问卷调查。对于新高考改革省份,如果学生选择文科测评,且对文科测评中的历史和政治科目完整填答,则认为学生在新高考改革下选择了历史和政治科目,选择了文科。对于理科则对应的是物理和化学两个科目。在非新高考改革省份中,学生根据自身已确定的高考文理分科来选择参加文科测评或理科测评。进一步,本文保留了2017年至少有一名学生录取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的高中学校样本,同时避免地区间差异的影响,剔除全省参加ACC测评学生数少于50人的省份。最后共得到本文的分析样本16479人,其中19.33%的样本来自实行新高考改革的浙江和上海,样本中文理科分别占比26.42%和73.58%。


分析样本来自20个省份的242所优质高中学校。这些高中2017年平均有12人考取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18人考取海外高校,一本高校录取率平均为65.5%,样本高中2017年平均被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录取人数为 57 人,样本高中学校成绩优势明显(对此笔者进行了大致的估计,2017年我国一本录取率大约为15%,样本高中的一本录取率为全国平均录取率的4倍以上;以2017年计,样本高中平均每114人中有1人可被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录取,根据2017年全国高考人数[940万人]、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合计招生人数[大约7000余人],全国平均1343人中有1人可考取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样本高中学生被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录取的概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倍)。参与ACC的学生均为这些优质高中学校中的资优学生。比较新高考改革省份和非新高考改革省份中的样本高中学校发现,两类省份的样本高中在近五年分别被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平均录取51人和58人,非新高考改革省份相对略高,但两者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本文的因变量为学生文科成绩和理科成绩。统计发现(文科和理科成绩均为相对应的两门科目成绩之和,每个科目成绩满分为100分,题目相对较难,每个科目得分均相对较低),无论是全样本,还是新高考改革省份或非新高考改革省份样本,在原始分上理科成绩的标准差明显更大(见表1)。这说明,即使对于本文中的资优高中生,相比文科成绩,理科成绩在学生群体间的差异相仍对更大,符合本文假设中的论述。由表1可知,相比非新高考改革省份,对于新高考改革省份,无论是理科还是文科,其成绩标准差均有所降低,这可能正是新高考改革后学生科目选择的结果。不过,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的文科成绩明显低于非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但理科成绩表现更好。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是否为来自新高考改革省份的虚拟变量。此外,本文在自变量上还将考查学生对各科目上的兴趣,以分析新高考改革省份和非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在科目选择上的差异。在学生调查问卷中,用“你认为你最有兴趣的科目”来考察学生的学科兴趣。学生文理科兴趣以及对于具体科目的兴趣均为虚拟变量,取值为1表示有学科兴趣。

 

    

在控制变量上,结合已有研究和本文调查问卷设计,采用人口学特征、家庭背景与高中学习三类变量。在人口学特征上,有性别、独生子女和学生干部等变量。在家庭背景上,选用父母亲受教育年限(父母受教育年限根据父母受教育程度计算而得,其中文盲=0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中职=12年,大学专科=15年,大学本科=16年,研究生及以上=19年)、父母国际社会经济指数(简称ISEI指数)(国际社会经济指数,参考吴晓刚的处理。参见吴晓刚:《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载《社会》2009年第5期,第88—113页)和家庭经济收入。在高中学习上,从学习时间投入、学习方法与计划、自评学科优势、自我效能感和人际互动等五个方面来考察高中学习与生活过程变量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可能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控制变量中没有增加学校层面变量,这一方面是考虑到本文样本的特殊性(优质高中的同一性相对较高);另一方面研究使用两层线性模型对因变量进行了零模型检验,检验发现学校层面跨级系数偏小,即说明相对于学生层面变量,学校层面变量对学生成绩差异的解释相对较小。


由表3可知,在学习成绩上,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理科成绩平均为52.95分,显著高于非新高考改革省份的49.73分。但在文科成绩上,新高考改革省份显著低于非新高考改革省份。在控制变量上,新高考改革省份和非新高考改革省份样本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为独生子女的比例相对更高,学生具有学生干部身份的比例也相对更高。在家庭背景上,新高考改革省份和非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在父母受教育年限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家庭经济收入和父母职业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在高中学习方面,非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在时间投入、方法和计划以及自我效能感上均显著高于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但两者在人际互动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新高考省份学生自评文科优势和理科优势的比例均显著更高。学生文理科成绩的差异可能是多个因素综合的结果,在控制变量上存在的差异可能导致新高考改革省份和非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在文理科成绩上的不同。因此,厘清新高考改革对学生文理科成绩的影响,很有必要进行进一步分析。


(三) 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通过描述统计和偏离度等方法考察资优高中生的文理科选择。进而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新高考改革对学生文理科成绩的影响。模型1为完整模型,其中Grade为文科或理科成绩,NewCEE为是否新高考改革省份的虚拟变量,Demog、Family和HighSch分别代表人口学特征、家庭背景和高中学习与生活三类变量,Əε分别为常项和扰动项。分析逐步引入人口学特征、家庭背景和高中学习与生活变量,以考察新高考改革对学生文理科成绩的影响。

 

如研究假设中所述,新高考改革后资优高中生文理科成绩的差异是由科目选择带来的;而科目选择的差异表现,在新高考改革后,一方面优质学校可能对理科投入资源相对更多,另一方面更多具有文科兴趣的学生不再选择文科而选择理科。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学科兴趣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并结合新高考改革的影响进行分析。对此,在模型1基础上添加新高考改革和学科兴趣的交互项,来综合考察文理科兴趣对学生文理科成绩的影响。控制变量中由于学科优势也与文理科相关,因此增加相应的学科优势与新高考改革的交互项。

                                                                               

根据研究假设,新高考改革对于学生文理科成绩的影响可能在学生成绩不同分位上影响并不相同,研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探讨新高考在文理科成绩的不同分位数上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分位数回归模型见模型3。模型中q是各分位数,本文对学生文理科成绩由低到高的10%、25%、50%、75%和90%这5个分位数上进行回归分析。

最后,为避免地区间学生成绩、学生特征及学生高中学习生活的差异,考虑到新高考改革省份为浙江省和上海市,本文根据模型(2)采用东部地区和直辖市样本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结果 

 

(一)资优高中生的文理选择

新高考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优化人才评价标准与方式,科学选拔合适的人才;调整科目设置以增加学生选择权是实现新高考改革目标的重要举措。46-47]选择性被认为是新高考改革的核心,其主要特征在于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具体体现在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及个人特征,并兼顾不同高校的专业特色与人才培养方式,让学生对高考科目进行选择。48]结合本次测评,本文考察了新高考改革省份和非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的文理科兴趣对文理科选择的影响。样本中参加文科或理科测评的学生,即在高考中选择了相应的文科或理科科目。对于资优高中生,选择理科的比例达到73.6%,而选择文科的比例为26.4%,结合资优生可能录取的大学类型,文理科选择比例的明显差异与我国大学文理科一本录取率有关,如杨小玲等指出,文科考生的一本录取率远低于理科考生,两者相差近4倍。49]整体上,资优高中生选择理科的比例明显较高。在文理科兴趣方面(在文理科兴趣的判断上,本文认为学生选择政治或历史中的任一科目为最感兴趣的科目时,即认为有文科兴趣;学生选择物理或化学中的任一科目为最感兴趣的科目时,即认为有理科兴趣),由于学生在选择最感兴趣的科目时,有可能选择数学、语文、英语,因此样本中文理科兴趣之和不等于100%。相比非新高考改革省份,新高考改革省份选择文科或理科兴趣的比例均相对较高。

本文关注是否由于新高考改革,学生在科目选择上呈现明显的差异。本文比较了总样本、新高考改革省份和非新高考改革省份中具有文理科兴趣的学生选择文理科的情况。由图1可知,三类样本中,相比理科,具有文科兴趣的学生选择文科的比例均明显更低,且对于新高考改革省份这种差异更为明显。新高考改革省份中,具有文科兴趣的学生选择文科的比例为66.8%,而具有理科兴趣的学生选择理科的比例则高达93.4%,两者之间差异明显。这说明,在新高考改革下,可能会有更多的资优高中生放弃文科兴趣,来选择理科科目作为高考选考科目。

为更好地刻画学生在科目兴趣上文理科选择的差异,本文采用偏离度(degree of deviation,简称DOD)来进行计算。公式(4)中Per(newCEE)i表示对于新高考改革省份样本学生在具有某科目兴趣下选择文科或理科的比例,Per(CEE)i为对应的非新高考改革省份中学生的相应比例。表5给出了新高考改革省份和非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在文理科选择下,学生相应科目的兴趣情况,并计算了各自的偏离度。比较新高考改革和非新高考改革省份样本可知,在文科选择上新高考改革省份资优学生拥有文科科目兴趣并选择文科的学生比例明显低于非新高考改革省份中的相应比例。对于偏离度,在理科选择上,对物理或化学感兴趣的学生偏离度分别只有1.67%和7.59%。相比理科选择,对政治或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在文科选择的偏离度上明显更高,且对政治感兴趣的学生在文科选择的偏离度上高达29.95%。进一步的显著性检验显示,在文科选择上,新高考改革省份和非新高考改革省份具有显著性差异,而在理科选择上两者没有显著性差异。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


(二) 新高考改革对学生文理科成绩的影响


上述分析发现,新高考改革使得学生在文理科科目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那么新高考改革又将给学生文理科成绩带来怎样的影响?根据模型设定,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进一步分析。由表6可知,在不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新高考改革对文理科成绩的影响呈现明显的不同,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在文科成绩上显著更低,平均低9.163分,而在理科上显著更高,平均高3.217分。模型3和4控制了学生人口学特征和家庭背景,相比而言,新高考改革对文理科成绩影响变化较小;模型5和6进一步控制了高中学习与生活变量。由各模型比较而言,新高考改革对文理科成绩的影响相对较为稳定,对学生文科成绩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其系数绝对值均在9以上,而对学生理科成绩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系数值均在3以上。从完整模型5和6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相比非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文科成绩显著低9.648分,但理科成绩显著高3.464分。考虑到新高考中物理等各具体科目受到关注,模型7和8中进一步给出了理科中物理和化学成绩(均为百分等级得分)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对比模型6中的回归结果可知,新高考改革对理科成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化学,在物理中表现更加明显。本文还进一步比较了文科中以政治和历史成绩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采用完全模型5和6新高考改革的回归系数分别为-9.202和 -10.094,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由于篇幅有限,下面的报告不再给出文理各科的回归结果。)由上可知,研究假设2基本得到验证。


本文进一步考察文理科兴趣和新高考改革的交互作用。由表7可知,学科兴趣对文科或理科成绩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比各模型中兴趣回归系数的大小可知,相比理科,文科中兴趣对学生成绩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对于新高考改革省份,相比没有文科兴趣,对文科感兴趣的学生的文科成绩显著高(2.7632.763=4.780-2.017)分;而对于非新高考改革省份,相比没有文科兴趣的学生,对文科感兴趣的学生的文科成绩显著高4.780分,比新高考改革省份同类学生高2.736分。进一步从理科来看,新高考改革省份具有理科兴趣的学生成绩显著高2.315分,而非新高考改革省份具有理科兴趣的学生显著高2.960分。


(三)分位数回归:新高考在不同成绩分位数的影响

8和表9分别报告了学生文科和理科成绩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新高考改革对文科和理科成绩的影响在成绩的不同分位数上存在明显不同。对于文科成绩,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在高分位数上显著低于非新高考改革省份学生,这意味着新高考改革可能造成未来我国顶尖人文社科人才缺失。在理科成绩上,新高考改革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低分位数,如在75%分位数上新高考改革对理科成绩的影响明显低于新高考改革对理科成绩平均影响,且在90%分位数上,新高考改革对学生理科成绩没有显著性影响。图2报告了对于文理科成绩,在不同分位数上,模型中新高考改革变量回归系数的变化。


注:左侧为文科成绩、右侧为理科成绩。图中实横线为多元线性回归下的回归系数,表示新高考改革对学生平均文科或理科成绩的影响,上下的两条虚横向为该回归系数下的95%置信区间。图中实曲线表示不同分位数上的回归系数,阴影部分为系数对应的95%置信区间。


从学生学科兴趣来看,文科学习兴趣在不同成绩分位上均对文科成绩具有显著性影响,但是在高分位上作用相对较低。对于理科成绩,理科兴趣在不同分位上对理科成绩的影响差异相对较小,且影响程度均明显低于文科成绩中文科兴趣的作用。这说明,对于资优高中生中的顶尖群体,理科成绩的差异更难以拉开。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分样本回归

鉴于目前实行新高考的两个省份,即浙江省和上海市,均处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是在学生人口学特征、生源素质、教育资源丰富程度等方面,中西部地区省份与新高考改革省份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为此本文进一步选择来自东部地区和直辖市的细分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样本中来自东部地区和直辖市的样本为8688人,非新高考省份样本占比63.34%。表10为采用直辖市和东部省份样本回归的结果。整体上,新高考改革对文科成绩的显著负向影响,和新高考改革对理科成绩的显著正向影响,与全样本分析下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具体来看,在细分样本下,新高考改革省份样本和非新高考改革省份样本在文科成绩的差异有所减小,而在理科成绩上差异明显增大。这可能说明,相比东部地区和直辖市省份,中西部地区省份资优高中生的文科成绩相对较弱,而其理科成绩整体表现较好,这与经验判断较为一致。学科兴趣对文理科成绩的影响,与表7结果相差不大,在此不再具体分析。



五、结论与讨论

增加选择是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国内目前针对新高考改革的定量研究相对较为缺乏。本文采用全国优质高中的资优高三学生的测评与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新高考制度下资优高中生的科目选择以及对学生文理科成绩的影响。综合本文的实证结果,主要有以下结论:


第一,资优高中生的理科取向明显,新高考改革后资优高中生的理科取向将进一步加固。对于资优高中生群体,不必过多担心物理选考比例的下滑。无论是新高考改革后还是改革前,文理科重点大学录取比例的明显差异,导致学校在文理科科目投入上差异较大,学生自主选择权暂时难以落实到位,50]资优高中生在科目选择上更偏向于理科。新高考改革下,高校在专业类招生上对高考选考科目的设置要求,将会使得更多的资优高中生更加偏向于理科科目,这在物理科目上表现尤为明显。虽然新高考改革省份整体上物理选考比例明显偏低,但资优高中生选考物理的比例较高,这说明对于我国未来STEM教育,不必过多担心引领性人才的缺乏。不过正如现实所呈现的那样,整体上物理选科比例的偏低,将可能导致STEM教育中低层次人才缺乏,这最终可能反映到工程技术类应用型人才的缺乏。鉴于浙江、上海已经出台选考科目的相关保障性机制,这对于其他省份推进新高考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性经验。科目选择的差异,带来了学生在文理科成绩上的差异,呈现为在控制其他条件下,新高考改革对学生理科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物理成绩上表现更为明显。同时,理科成绩上的影响可能来源于具有文科兴趣的资优生选择理科,这就导致新高考改革对理科成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低分段,而对高分段没有明显影响。


第二,新高考改革需要充分警惕优质人文社科人才的缺乏。本文发现,对于资优高中生群体,无论新高考改革与否,选择文科的学生比例均相对较低。且新高考改革后,虽然在政策上学生可以在多个科目中自由选择与组合,但是却呈现出更多的拥有文科兴趣的资优学生放弃文科而选择理科,这其中可能受到新高考招录制度的影响。研究进一步发现,新高考改革不仅使得更多的资优学生没有选择文科,进而导致新高考改革后学生在文科成绩上显著更低;而且,由于更多具有文科兴趣的学生选择理科,导致在文科高分段群体中,新高考改革对文科成绩的负向影响更大。新高考改革后,高中资源普遍不足,学校为了取得优异高考成绩,会有意识地在资源投入上偏向于某些组合科目。51]有调查指出,在组合科目中,选择“物理、化学”和“政治、历史”的比例相对最高,52]其中物理最能代表理科特征、历史最能代表文科特征。53]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并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54]袁旦等人调查发现新高考改革对大学生专业承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55]资优高中生选择政治、历史等文科的比例较低且成绩也更低,这意味着我国人文社科相关专业领域可能面临优质后备人才缺失的紧迫形势(当然高中理科生在大学专业选择时有可能选择人文社科专业,同时人文社科领域顶尖人才也可以来自本科阶段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但这是否比资优生本科即进入人文社科领域更有优势?这有待进一步认证。此外本科阶段进入自然科学领域后续是否会进入人文社科领域也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问题在未来将更加严重,这值得警惕。从国际上来看,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社科人才的缺乏与萎缩也开始逐步引起重视(相关报道如:“科技正在扼杀文科”[http://jandan.net/2018/12/17/liberal-arts.html]、“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放任人文社科萎缩社会将付出沉重代价”[http://www.sohu.com/a/287019068_334409]等)。


第三,要合理引导学生根据科目兴趣选择高考科目。邵光华和吴维维在对2017年浙江省新高考录取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高考制度调整后1/4学生并非出于兴趣选择选考科目,新高考改革在让学生进入理想专业方面不尽人意。56]资优高中生一般在各个科目上的学习不存在困难,其选择将更加现实和理性。“重理轻文”现象57]使得资优高中生群体,相比理科,更可能放弃文科上的兴趣,而选择理科科目。研究分析了学科兴趣对学科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科兴趣对学科成绩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已有关于学科或专业兴趣的许多研究中的结论保持一致。58-60]且相比理科,资优高中生文科兴趣对文科成绩的影响更大。这些实证结果表明,新高考改革中,要合理引导学生结合自身学科兴趣来选择科目,以使得学生在相应科目上取得更优异的成绩,才能更好地实现新高考改革的目标。同时,新高考改革要深化课程改革,要应对传统高考形成的路径依赖61],帮助学生更好地结合自身情况来选择相应科目,真正地实现自主选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针对的是资优高中生群体,对于整个高中生群体可能并不适用;同时,本文的资优高中生均来源于优质高中,而非优质高中也有资优生(虽然相比优质高中,非优质高中的资优学生比例会明显更低),优质高中的和非优质高中的资源存在明显差异,在新高考科目选择引导上可能存在不同,研究假设中的推论在优质高中会更加明显(如在非优质高中学校,整体上选择物理科目的学生比例相对较低,且由于学校资源不足,资优生在科目选择上会更加谨慎地选择物理;相比优质高中,非优质高中的资优学生放弃文科兴趣而选择物理等理科科目的可能性更小),这可能意味着从整个资优生群体来看,本文的研究结果会有所高估。其次,关于新高考改革对学生文理科成绩的影响分析,由于数据的限制,无法得到学生前期学业成绩数据,且控制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横截面数据的限制也使得本文难以得到变量间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会给本文的研究结果带来一定影响。再者,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学生学科兴趣的测量,来自于学生的主观判断,而根据兴趣的已有研究发现,兴趣在个体成长与发展中会产生变化62-63],这可能会给本文的估计结果带来影响。同时,本文发现,学生自评的学科优势也对学科成绩产生显著影响,且学科优势在新高考省份和非新高考省份存在一定不同。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资优生对科目的选择可能不仅与学科兴趣有关,也与已有学科优势相关,对此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笔者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收集更为全面的数据,如追踪调查或采集到改革之前学生的成绩数据,采用更为精确的测量与估计方法,对本文中的问题有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


1][4]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9/04/content_9065.htm.

2]佘宇,单大圣.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及其未来发展趋势[J].管理世界,2018(10):118—127.

3]陈佳邑. 专家解读新高考改革方案[N]. 中国教师报,2014-12-24(003).

5]钟秉林, 王新凤. 我国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变迁与理性选择——基于40年高考招生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J]. 教育研究, 2017(10):12—20.

6]黄家乐,吴遵民.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的比较研究——以北京、天津、山东、海南为例[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03):5—13.

7][9]于世洁,徐宁汉,杨帆,尹佳. 新高考改革下高校选考科目的制定[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5(2):32—36.

8][48]柳博.选择性:高考制度改革的机遇与挑战[J].教育研究,2016(06):72—80.

10][53]蒋承,郝晓伟,吴红斌.资优高中生高考科目的选择特征分析[J].中国考试,2018(08):1—7.

11]潘昆峰, 刘佳辰, 何章立. 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选考的“理科萎缩”现象探究[J]. 中国教育学刊, 2017(8):31—36.

12]Peters-Burton, E. E., & Martin-Hansen, L. M. (2016). Implications of gifted student selection techniques for scientific creativity. SensePublishers, 47—70.

13]Asher, W. (2003). Meta-analysis and gifted education. Journal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Gifted, 27(1), 7—19.

14]Dai, D. Y., & Chen, F. (2013). Three paradigms of gifted education: In search of conceptual clarity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Gifted Child Quarterly, 57(3), 151—168.

15]Bakken, J. P., Obiakor, F. E., & Rotatori, A. F. (2014).  Gifted education: Current perspectives and issues. Advances in special education: A research annual (Vol 26) (pp.2—6).Emerald books.

16]付艳萍. 美国高中资优教育发展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16.

17]Shu P. (2015). Innovating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r “Cashing In” on wall stree